这个问题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。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，对此问题的理解和适用有着较大的争议。早前观点认为，《公司法》将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明确区分为查阅和复制，两者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区别，立法将股东对于会计账簿的知情权限定为“查阅”，股东当然不能“复制”；摘抄作为一种变相的复制行为，理所当然应当禁止。而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演进，大多法院开始允许股东“查阅”会计账簿时可以进行“摘抄”，通过在执行查阅会计账簿中赋予当事人“摘抄”权以保障其查阅权的实现。

早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（四）理解与适用》“审判实务”即有如下论述：

“实务中，在执行股东知情权胜诉民事判决时，因《公司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的知情方式仅表述为‘查阅’，公司作为执行义务人，时常会以判决书只判令‘查阅’为由，阻挠股东对相关资料进行摘抄。

对此，我们倾向认为，应对判决所列明的‘查阅’文义适当进行广义理解。会计资料包括大量数据信息，除非具备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否则，若仅允许股东查看会计账簿而绝对禁止其摘抄，那么经胜诉判决所救济的股东查阅权，很可能会再次落空，生效判决的司法执行也将面临走过场的尴尬境地。因此，对于民事判决主文所表述的‘查阅’，民事执行应准许权利人将之落实到包括查看、摘抄。”

实践中，越来越多的法院认为：会计账簿包含大量繁杂的数字记录，股东不可能牢记所有信息；即使股东对会计账簿的查阅不包括复制，也不能得出股东不能摘抄的结论。如果不做摘抄，将无法获取完整信息，进而无法落实股东知情权。股东在查阅会计账簿时，可以做简单摘抄、记录，但其覆盖面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，不能成为变相的复印、复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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